人民幣上人物并非真實個體

剛剛過去的這個周末，中央美術學院的數(shù)百名學生上了一堂特殊的黨課。

　　坐在講臺上的是一位鶴發(fā)長髯的老者——新中國第一代美術家、美術教育家侯一民。兩個半小時的講座中，81歲的侯老談笑風生，眉宇間透著寵辱不驚與淡定深沉，目光中閃爍著智者的幽默與達觀。

　　對于外人來說，老人的名字或許有些陌生，但提起他的作品，卻幾乎是家喻戶曉——第三套人民幣中1元券上的女拖拉機手、2元券上的機床工人、5元券上的煉鋼工人、10元券上的工農兵代表均由他繪制；第四套人民幣中1角券上的少數(shù)民族頭像、100元券上的四個領袖像素描，也是由他和夫人鄧澍共同完成的。

　　“當時不覺得是藝術，現(xiàn)在說起來大家都覺得很牛了，一采訪我就說這件事，好像侯一民就是專門畫鈔票的！”老人話音未落，臺下已是笑聲一片。實際上，侯老早年間跟隨徐悲鴻、吳作人兩位大師學習西畫，一生曾創(chuàng)作不少名作?！秳⑸倨媾c安源礦工》、《毛主席與安源礦工》、《跨過鴨綠江》等油畫作品便出自他筆下。

　　面對臺下年輕的后輩們，侯老說得最多的一句話是“‘藝術為人民’是我的生命！”

　　與歷史接觸多了，讓人動情

　　侯一民是一位老黨員。1948年他在國立北平藝專學習期間，便加入了中國共產黨，并擔任藝專地下黨支部書記。“那時我18歲，每天自行車上掛一雙溜冰鞋，不知道的人以為我去溜冰，其實我是去干事情。”

　　所謂“干事情”，就是利用漫畫、連環(huán)畫、宣傳畫等形式，在文藝戰(zhàn)線開展對敵斗爭。侯一民記得，“當時我們辦了一份刊物，其實是一份戰(zhàn)報，我把這些刊物藏在美院宿舍的地板下，拴根繩，要看時，把繩一拽就拿上來了。”此外，他和同志們還印刷了10萬份木版畫形式的宣傳冊，是在已故知名作曲家瞿希賢家中刻制出來的，“手都刻得流血了，戴愛蓮還給我們送來吃的和棉衣……”

　　1950年，中央美術學院成立，侯一民成為學院的一名教員。同年，朝鮮戰(zhàn)爭爆發(fā)，他又以《人民日報》特約記者的身份赴朝。在那里，志愿軍戰(zhàn)士、鴨綠江上的朝鮮戰(zhàn)士、朝鮮一家人、擔架隊，甚至戰(zhàn)俘營里來自不同國家的人，都成為他描摹的對象，由他手繪的一張張戰(zhàn)地速寫，生動地向國內讀者介紹了前方的戰(zhàn)事情況。

　　“我記得大年三十晚上，我們坐車過一條冰河，由于平日里經常過車，有些地方的冰面已經融化了。走著走著，突然我們的車頭沒了，原來是掉進了一個炸彈坑里。”那一幕，侯一民至今仍覺得驚心動魄。后來，他們來到了當?shù)乩相l(xiāng)家，“吃了一盤炒黃豆芽，那是我一輩子最香的一頓飯。”

　　“與歷史接觸多了，真的讓人動情！”將思緒拉回到現(xiàn)在，侯一民緩緩地說。他告訴學生們一件耐人尋味的事情：“有個秘密我保守了50年，我和我的家人為此遭受了很多磨難。但我依舊會保守下去，因為我知道，入黨誓言里有一句話叫‘保守黨的秘密’！”這句話令聽者動容，他本人也潸然落淚。

　　我的學生敢于說：“我喝粥”

　　一輩子因為畫鈔票而出名，但侯一民卻坦言，自己一輩子最喜歡的題材，是樸素的煤礦工人。

　　年輕時，侯一民便曾多次深入礦區(qū)寫生。在那里，他和煤礦工人們同吃同住，通過畫筆留下他們結實的肌肉、黝黑的臉龐、疲憊的神情。他指著幻燈機播放的一張煤礦童工的速寫圖：“他們被稱作‘水老鼠’，礦底里有很多水，童工拉煤斗的時候，只能看見他的頭在外面，真的很悲慘！”

　　不過，侯一民的筆觸并非停留在對苦難的再現(xiàn)。“我總是從正面表現(xiàn)他們的一種意志，一種求生存、求做人的渴望。我不會把他們畫成‘黑鬼’，因為他們是我愛的對象。他們雖然黑，但他們的靈魂是美的，是一種真美、大美、樸素的生命之美。他們，影響了我的藝術審美觀，這也是我不太喜歡輕浮、華麗的作品的原因。”#p#分頁標題#e#

　　侯一民說得有些激動，“現(xiàn)如今也有人畫礦工這個題材，不過總是把他們畫得那么愚鈍、無知、木然，我覺得這是價值觀的問題。藝術觀反映人生觀，作為一名有63年黨齡的老黨員，我信奉一點，藝術家應當成為靈魂的工程師。我平時也是這樣教授我的學生的，所以他們才能在面對某些物質誘惑時，堅定地拒絕說‘我喝粥’！”

　　“為人民服務”，很前衛(wèi)

　　盡管年事已高，但侯一民依然堅守在藝術創(chuàng)作的前線。

　　三年前，汶川地震發(fā)生后的第三天，他便來到中央美院，和中國壁畫學會高級研修班的師生們商量創(chuàng)作一幅“大畫”的事情。這幅“大畫”便是汶川地震一周年時展出的巨幅壁畫《抗震壯歌》。在長近200米、高2.5米的長卷上繪制了一幅幅感人至深的畫面，整體效果十分震撼。

　　但是觀眾們并不知道，就在這幅作品完成前夕，侯一民卻因腸癌不得不入院做手術。談起這事兒，侯老輕描淡寫地說：“昏迷了70多個小時，閻王爺知道我手頭的活兒還沒做完，所以不要我，于是我又回來了，把剩下的事情做完。”

　　在醫(yī)院里，侯一民為《抗震壯歌》寫下一段后記：“這件作品是對汶川地震中中國人民表現(xiàn)出的人間大愛的禮贊。這愛源于人之本性，這愛源于深厚的民族文化與道德的積淀，這愛源于百年來中國人民在多難命運中鑄就的堅強，這愛更源于為人民獻身、為人民服務崇高美德的培育。”

　　侯一民說，他想用這件作品回答一個問題：“別有用心的人說，我們的國家越來越沒有統(tǒng)一的意志了，青年人身上共同的理想也蕩然無存，是這樣嗎？這幅畫作證明了一切！我始終認為，作為一名‘共產黨藝術家’，理當謳歌真善美和人間大愛，理當用藝術為人民服務。有人說，‘為人民服務’已經過時，我倒是認為它很前衛(wèi)，我一生堅守，無怨無悔。”

　　經典記憶

　　人民幣上人物并非真實個體

　　參與設計第三套人民幣時，侯一民年僅28歲。1958年，正在中央美術學院任教的他收到中國人民銀行的邀請，和羅工柳、周令釗組成了第三套人民幣的設計小組。在此之前，第一套和第二套人民幣的繪制、生產都由前蘇聯(lián)專家協(xié)助完成，而第三套人民幣的誕生，標志著中國自主設計、繪制和生產高質量貨幣的開始。

　　一直以來，關于第三套和第四套人民幣上的人物畫像，人們都覺得有人物原型。比如，有人考證說，第四套人民幣2角券上的土家族姑娘，叫黃其萍，現(xiàn)任湖南省農業(yè)廳副廳長；第三套人民幣1元券上的女拖拉機手，是新中國第一位女拖拉機手梁軍，現(xiàn)在是退休干部……

　　“還有一大堆冒出來說人民幣上的人是他本人的，其實都不是。”對于外人的這些猜測，侯一民很肯定地說。他以第四套人民幣上少數(shù)民族形象為例，“我們當時是根據(jù)某一個民族人的形象特質，然后綜合各種因素來描繪這個民族的代表形象，根本不是某一個具體的人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