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國最早出的紙鈔是哪個朝代？

是北宋。 
   北宋初年，四川成都出現(xiàn)了專為攜帶巨款的商人經營現(xiàn)錢保管業(yè)務的“交子鋪戶”。存款人把現(xiàn)金交付給鋪戶，鋪戶把存款人存放現(xiàn)金的數(shù)額臨時填寫在用楮紙制作的卷面上，再交還存款人，當存款人提取現(xiàn)金時，每貫付給鋪戶30文錢的利息，即付3%的保管費。這種臨時填寫存款金額的楮紙券便謂之“交子”。這時的“交子”，只是一種存款和取款憑據(jù)，而非貨幣。 

   隨著商品經濟的發(fā)展，“交子”的使用也越來越廣泛，許多商人聯(lián)合成立專營發(fā)行和兌換“交子”的交子鋪，并在各地設交子分鋪。由于交子鋪戶恪受信用，隨到隨取，所印“交子”圖案講究，隱作記號，黑紅間錯，親筆押字，他人難以偽造，所以“交子”贏得了很高的信譽。商人之間的大額交易，為了避免鑄幣搬運的麻煩，直接用隨時可變成現(xiàn)錢的“交子”來支付貨款的事例也日漸增多。正是在反復進行的流通過程中，“交子”逐漸具備了信用貨幣的品格。后來交子鋪戶在經營中發(fā)現(xiàn)，只動用部分存款，并不會危及“交子”信譽。于是他們便開始印刷有統(tǒng)一面額和格式的“交子”，作為一種新的流通手段向市場發(fā)行。這種“交子”已經是鑄幣的符號，真正成了紙幣。但此時的“交子”尚未取得政府認可，還是民間發(fā)行的“私交”。 

  但并非所有的交子鋪戶都是守法經營，恪守信用的。有一些惟利是圖、貪得無厭的鋪戶，惡意欺詐，在濫發(fā)交子之后閉門不出，停止營業(yè)；或者挪用存款，經營他項買賣失敗而破產，使所發(fā)“交子”無法兌現(xiàn)。這樣，當存款者取錢而不能時，便往往激起事端，引發(fā)訴訟。于是，景德年間（1004-1007年），益州知州張泳對交子鋪戶進行整頓，剔除不法之徒，專由十六戶富商經營。至此“交子”的發(fā)行始取得政府認可。 

   宋仁宗天圣元年（1023年），政府設益州交子務，由京朝官一二人擔任監(jiān)官主持交子發(fā)行，并“置抄紙院，以革偽造之弊”，嚴格其印制過程。這便是我國最早由政府正式發(fā)行的紙幣――“官交子”。它比美國（1692年）、法國（1716年）等西方國家發(fā)行紙幣要早六七百年，因此也是世界上發(fā)行最早的紙幣。 

  “官交子”發(fā)行初期，其形制是仿照民間“私交”，加蓋本州州印，只是臨時填寫的金額文字不同，一般是一貫至十貫，并規(guī)定了流通的范圍。宋仁宗時，一律改為五貫和十貫兩種。到宋神宗時，又改為一貫和五百文兩種。發(fā)行額也有限制，規(guī)定分界發(fā)行，每界三年（實足二年），以新?lián)Q舊。首屆交子發(fā)行1 256 340貫，備本錢360 000貫（以四川的鐵錢為鈔本），準備金相當于發(fā)行量的28%。“交子”的流通范圍也基本上限于在四川境內，后來雖在陜西、河東有所流行，但不久就廢止了。 

   宋徽宗大觀元年（1107年），宋朝政府改“交子”為“錢引”，改“交子務”為“錢引務”。除四川、福建、浙江、湖廣等地仍沿用“交子”外，其它諸路均改用“錢引”。后四川也于大觀三年(1109年)改交子為錢引。 “錢引”與“交子”的最大區(qū)別，是它以“緡”為單位。“錢引”的紙張、印刷、圖畫和印鑒都很精良。但“錢引”不置鈔本，不許兌換，隨意增發(fā)，因此紙券價值大跌，到南宋嘉定時期，每緡只值現(xiàn)錢一百文。 

   到了元代，進一步完善了紙幣制度。意大利旅行家馬可?波羅來到中國后，發(fā)現(xiàn)了元代使用的紙幣，于1298年撰寫的《馬可波羅記》中，詳細介紹了我國紙幣印制工藝和發(fā)行流通的情況。從此，歐洲人了解了紙幣。美國學者羅波特?坦普爾說：“最早的歐洲紙幣是受中國的影響，在1661年由瑞典發(fā)行。 #p#分頁標題#e#

   據(jù)說，著名的傳世北宋“交子”鈔版已被日本人所收藏。 
歷史意義 
紙幣的出現(xiàn)是貨幣史上的一大進步。錢幣界有人認為中國紙幣的起源要追溯到漢武帝時的“白鹿皮幣”和唐代憲宗時的“飛錢”。漢武帝時期因長年與匈奴作戰(zhàn)，國庫空虛，為解決財政困難，在鑄行“三銖錢”和“白金幣”（用銀和錫鑄成的合金幣）的同時，又發(fā)行了“白鹿皮幣”。所謂“白鹿皮幣”，是用宮苑的白鹿皮作為幣材，每張一方尺，周邊彩繪，每張皮幣定值40萬錢。由于其價值遠遠脫離皮幣的自身價值，因此“白鹿皮幣”只是作為王侯之間貢贈之用，并沒有用于流通領域，因此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紙幣，只能說是紙幣的先驅。“飛錢”出現(xiàn)于唐代中期，當時商人外出經商帶上大量銅錢有諸多不便，便先到官方開具一張憑證，上面記載著地方和錢幣的數(shù)目，之后持憑證去異地提款購貨。此憑證即“飛錢”。“飛錢”實質上只是一種匯兌業(yè)務，它本身不介入流通，不行使貨幣的職能，因此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紙幣。北宋時期四川成都的“交子”則是真正紙幣的開始。 

   紙幣出現(xiàn)在北宋并不是偶然的，它是社會政治經濟發(fā)展的必然產物。宋代商品經濟發(fā)展較快，商品流通中需要更多的貨幣，而當時銅錢短缺，滿足不了流通中的需要量。當時的四川地區(qū)通行鐵錢，鐵錢值低量重，使用極為不便。當時一銅錢抵鐵錢十，每千鐵錢的重量，大錢25斤，中錢13斤。買一匹布需鐵錢兩萬，重約 500斤，要用車載。因此客觀上需要輕便的貨幣，這也是紙幣最早出現(xiàn)于四川的主要原因。再者，北宋雖然是一個高度集權的封建專制國家，但全國貨幣并不統(tǒng)一，存在著幾個貨幣區(qū)，各自為政，互不通用。當時有13路（宋代的行政單位）專用銅錢，4路專用鐵錢，陜西、河東則銅鐵錢兼用。各個貨幣區(qū)又嚴禁貨幣外流，使用紙幣正可防止銅鐵錢外流。此外，宋朝政府經常受遼、夏、金的攻打，軍費和賠款開支很大，也需要發(fā)行紙幣來彌補財政赤字。種種原因促成了紙幣―― “交子”的產生。 

   “交子”的出現(xiàn)，便利了商業(yè)往來，彌補了現(xiàn)錢的不足，是我國貨幣史上的一大業(yè)績。此外，“交子”作為我國乃至世界上發(fā)行最早的紙幣，在印刷史、版畫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，對研究我國古代紙幣印刷技術有著重要意義。 
誕生地考證 
過去的研究者曾認為，成都東門的“椒子街”應該是當時官方印制“交子”的地方。因為《成都城坊古跡考》對成都東門“椒子街”有這樣的解釋，“一說街名曰‘交子’，以宋代嘗設交子務于此。” 

   但是當?shù)氐呢泿攀詹丶覍Υ苏f法提出了質疑，因為根據(jù)《成都金融志》中的文字解釋：“北宋益州的‘交子鋪’實為四川歷史上最早的貨幣金融機構，而益州的交子務則是最早由國家批準設立的紙幣發(fā)行機構。”顯然，說紙幣發(fā)行機構就是印制地，是沒有依據(jù)的。也就是說，沒有直接證據(jù)表明，“椒子街”就是“交子”的誕生地。由于“交子”誕生已900多年，又無具體的實物考證，只有從文獻資料中查找。 

   早在3年前，貨幣博物館的詹星就開始從歷史典籍入手，查找“交子”的誕生地。他從圖書館找來《全蜀藝文志》，查到了元代費著的《楮幣譜》中有一段文字：“元豐元年(公元1078年)增1員；掌典10人，貼書69人，印匠81人，雕匠6人，鑄匠2人，雜役12人，廩給各有差。所用之紙，初自置場，以交子務官兼領，后慮其有弊，以他官董其事。隆興元年(公元1163年)，使特置官一員蒞之，移寓城西凈眾寺。” #p#分頁標題#e#

   這說明官方發(fā)行的“交子”印制地就在城西的凈眾寺，不過經過了900余年，現(xiàn)在的成都早已沒有什么凈眾寺了，怎么找呢？后來，經過四川南充市的學者丁祖春的幫忙，詹星的查證又深入了一步，原來，凈眾寺最早建于東漢桓帝延熙年間，六朝時名為安浦寺，唐時名為凈眾寺，宋代換名凈因寺，元末明初更名為萬佛寺，明末張獻忠進川后毀于戰(zhàn)火，清代康熙初年重建，仍名為萬佛寺，地址就在成都西門金花橋側。 
古錢幣新發(fā)現(xiàn) 
   史學界一直認為，產生于北宋的“交子”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幣。南宋錢幣博物館館長屠燕治解釋，四川的地理閉塞，促使北宋時期出現(xiàn)“交子”，但“交子”不直接參與流通，商人從四川攜帶“交子”外出，仍然需要將“交子”再兌換成金銀銅錢等貨幣進行交易。“交子”是有價證券，相當于現(xiàn)在的支票。到了南宋時期，由于經濟的快速發(fā)展，銅幣的制造已經不能滿足流通的需要，再加上南宋經濟主要靠海外貿易，導致錢幣大量流失海外，民間由此出現(xiàn)可以用于交易的“會子”，公元1160年臨安府知府錢端禮率先統(tǒng)一由政府出面發(fā)行“會子”，隨著他升任為戶部官員，“會子”也在全國范圍內發(fā)行。直到元朝，馬可波羅才將紙幣傳播到伊朗，而后傳到日本、高麗。直到500年后，即1690年，歐洲瑞典才出現(xiàn)紙幣。 

   紙幣的產生某種程度上講也是經濟發(fā)達的象征。在南宋152年的歷史中，使用紙幣的時間長達100多年，共發(fā)行“會子”近14億貫，如果按照南宋當時1兩黃金兌換35貫銅錢的換算方法，相當于發(fā)行了1600多噸黃金。紙幣的重要用途由此可見。